佛教徒眼中的抗抑郁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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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PING PILLS FOR DEPRESSION: A BUDDHIST VIEW

By B. Alan Wallace
作者简介：
B·艾伦·华莱士是圣巴巴拉意识研究学院的创始人和院长，著有《佛教怀疑者的沉思：心灵科学和冥想实践的宣言》（Meditations of a Buddhist Skeptic: A Manifesto for the Mind Sciences and Contemplative Practice），他拥有斯坦福大学宗教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是一位出家修行十四年的僧人，自1976年以来他在世界各地教授佛教哲学与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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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整个教育的根基是慈悲心，即愿一切生命永离众苦及众苦之因。当今世界，最困扰人类的痛苦之一就是抑郁。临床诊断为重性抑郁症的精神障碍，远非短暂的悲伤难过感受，而是能令人残障的疾病，因为它干扰人们工作、睡眠、学习、饮食、娱乐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精神亚健康人群数量正在增加，并预测四分之一的人在其有生之年会发生一种以上的精神障碍。到2020年，抑郁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中致病率最高的因素。
为了有效治疗抑郁症，我们必须认识导致个体患病的特殊原因及环境，否则在治疗时可能会存在治标不治本的危险性。最近研究发现，除了缺乏维生素、中风等个别情况，纯因人体化学物质不平衡引起抑郁的几率几乎为零。此外，对数百篇相关文献的综述表明，抗抑郁药对此类原因所致抑郁症的疗效，和由于心理压力引起的抑郁症疗效差不多；这说明抑郁症是一种精神性、而不是神经性的疾病。
对这两类疾病进行区分有助于理解。神经障碍，如自闭症，主要起因于客观的生物性因素，这些因素反过来影响主观体验。而精神障碍主要源于主观心理活动，反过来又影响大脑。对此我有个假设，心灵和大脑相互作用，但两者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有证据表明，抑郁症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疾病，所以应该通过分析其主要心理病因去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将精神障碍和神经障碍区分开，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脑相关知识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给精神疾病的治疗带来相应的发展。
佛教心理学认为，重性抑郁症本身并非一种“精神痛苦”（即烦恼），而是由于欲望、敌意和妄想等烦恼引发的症状。所有烦恼都具有扰乱心态平衡并导致有害行为、进而对自他造成伤害的特征。佛教的修行——包括戒律、禅定和智慧——就是为了根除这些导致人类苦难的真正原因。
以佛法纵观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心理烦恼，我们会发现，所谓的“五盖”或“五障碍”在这当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五盖”包括：（1）贪爱、执著由财富、权力和名誉等带来的快乐（这会导致长期的沮丧和焦虑）；（2）嗔恨;（3）睡眠和昏沉;（4）掉举和恶作；（5）犹豫怀疑。佛陀宣称：“只要这五障未被清除，修行人就将之视为负债、疾病缠身、被监禁、身为奴隶和荒野的道路”（《沙门果经》）。这显然是在描述心理上的不健康状态，这也显示了佛教世界观的一个基本、鲜明的特点，即认为易受五盖遮蔽的心灵虽属正常，但却不健康。
源自五盖任一者的抑郁症，可间接通过受持基于非暴力和慈悲的戒律而得以减轻，也可以直接通过禅定或集中注意力而得以平息。通过正念和内省的禅定训练，一个人可以学会克服惯性的消极思维倾向，并获得身心轻松自在，注意力也更加稳定清晰。如果同时在内心培养崇高的慈、悲、喜、舍（即平等心）四无量心，则禅修练习的疗效会更佳。
贪欲和嗔恚的根源在于无明妄想，而无明妄想分为两类：先天和后天（译者注：即俱生无明和遍计无明）。先天无明妄想包括以下认知错误：将无常执为常有、错认痛苦和快乐的真正根源、将内、外现象错执为“我”或“我的”。而基于禅修所获得的超常心理平衡，人们就可以成功地进行内观冥想练习，获得了知无常、苦、无我本质的解脱智慧。这种智慧如同解药一般消除了抑郁症的根本原因——对实相的错误认知。
重要的是，不要将抑郁症的心理障碍与深入观察实相后产生的悲伤和幻灭感相混淆。例如，从无厌足追求享乐的幻梦中醒来时，或对他人的痛苦和不幸产生难以抑制的怜悯心、同时却伴有无法帮助他们的无力感时，有可能产生类似的不悦感受。
这种不悦是将生活变得更加真实、无私和充实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会激发自己去利益他人。禅修实际上可能产生这种基于实相的不悦，但全面系统的佛法修行能使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生有意义的转变，以此可从根源上消除这种不悦。
在生命历程中，我们会将颠倒实相的先天无明与文化环境、教育所致的后天无明混合在一起。在我看来，科学唯物主义就是一种支配现代教育、科研和大众媒体的后天无明。它认为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质能、时空及其衍生事物组成。唯物主义者也通常认为，唯独物质过程才有产生因果效应的能力，这意味着影响大脑的因素也唯一是物质性的。这种信念忽略了有意义的信息产生因果效应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无法用没有思想的仪器进行检测，但却能够被主观、有意识的智慧所认知。
科学家们可以用仪器进行测量的自然现象唯一是客观、物质性和定量的。而心理过程——相对于其外在行为表现和神经关联——却是主观、非物质性和定性的，因此它们不能被科学测量方法发现。而唯物主义者却将他们无法测量的主观经验等同于可测事物。这相当于一种“方法崇拜”，它使人认为科学研究所用的第三人称方法（译者注：客观方法）就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对通过第一人称内省和冥想方法（译者注：主观方法）所得到的见解和发现大打折扣。所以我不赞同用这种排外的方法来认识自然，也不赞同由此得出的简单结论，因为这两者都无法以经验性证据或逻辑推理证实。
唯物主义者通常将人等同于大脑，认为其运作基于与道德无关的、无意识的物理化学原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发现这种看法不仅缺乏经验性证据的支持，而且丧失人性、消极和令人堕落。在现代社会，进入这一信仰体系——尤其当它被视为科学世界观不可或缺的组分时——本身就可能是导致抑郁症的一个重要间接因素。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科学家并没有追随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原理。这清楚地意味着，它并非科学思维的必然特性。
但心理健康领域也有许多研究人员将所有心理问题简单地视为大脑疾病，相应意味着治疗心理疾病的主要方式应该是药物或其他物质性干预措施。在唯物主义最具有影响力的“发达世界”，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吃的药都多，在美国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正在服用至少一种精神药物。与此同时，为了增加销量，制药业花费数十亿美元做广告，直接向公众进行宣传，而不仅限于精神健康专业医护人员。他们的努力已见成效。在1996年—2005年这十年间，美国服用抗抑郁药的人数翻了一番，从1330万增加到2700万；并且在2008年，仅美国的抗抑郁药销售就惊人地达到96亿美元。很明显，数以百万计的人都迫切地想从痛苦中得到解脱。
这种长期的药物依赖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负担之外，因为这类药物仅治标不治本，而且几乎对所有抑郁症都是如此，因此会导致长期的药物依赖，并伴随其他多种可能的副作用。尽管医药行业声称抗抑郁药能帮助大约75％的服药者，但其余25％的无效者可能会陷入更加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断定自己的神经系统损害已经不可逆转。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75％的受益者到底是得益于药物自身、还是药物所起的安慰剂效应？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据《美国精神病学杂志》200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来看，多至75％的抗抑郁药疗效实际上属于安慰剂效应，而所谓的“安慰剂效应”是一个被误读的词，实际上它代表了有意义信息对主观意识所起的治疗效应。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如果药物副作用越大，它所起的安慰剂效应也越大；因为患者深信，正因为服用的药物药力强大，所以才会导致恶心和虚弱，因此而错误地断定该药必然强大到足以解除抑郁症。此外，服用抗抑郁药的患者停药后更易复发，与之形成对照，服用安慰剂后痊愈的患者在停药后不易复发。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2010年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其结果表明抗抑郁药对轻度、中度、甚至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疗效“并不存在或可以忽略不计”，而高剂量抗抑郁药并不比低剂量更有效；只有患者症状非常严重（约占抑郁症患者的13％）时，才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明显疗效。结果，抗抑郁药的全球销量2003年曾达到峰值150亿美元，而现在预计至2016年将下降到不足60亿美元。
虽然认知学专家已经认识到，主观心理活动在诱发抑郁中起到明显的作用，然而受无所不在的唯物主义信仰和方法论的影响，对抑郁症的成因和治疗研究迄今仍主要集中在物质性因素上。与此同时，神经学专家们却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尽管他们对大脑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开发精神疾病药物方面却几乎没有进展，连控制症状都很难，更谈不上治愈；而唯物主义者们仍坚持认为精神疾病完全是大脑的功能障碍。这种简化论的认识也必然体现在他们的座右铭中——“意识就是大脑的活动”。如果能以无偏见的方式来研究唯物主义简化论对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总而言之，由于未能认识和治疗抑郁症的真正病因，导致了过度的药物依赖，以及未能充分利用治疗病根的方法。虽然药物在调节心理疾病的各种症状方面确实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对焦虑、注意缺陷伴多动障碍和抑郁症的调节；又如对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抗抑郁药有助于恢复足够的情绪平衡，使患者得以从其他治疗方式中获益，如基于正念的认知行为疗法。但如前所述，精神疾病不同于神经疾病，其成因主要是主观心理因素、而非客观生物学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个体主观经验以认识疾病的真正成因。
现代科学严谨的客观性和佛教、其他冥想传统严谨的主观性之间存在绝妙的互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研究体系，虽然每种体系都有其自身的长处和局限。鉴于痛苦及其成因实际存在，以及人类亟需找到减轻精神痛苦的方法，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抛开科学与宗教两者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偏见。我们现在有望整合冥想和科学这两类研究方法，进而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全面了解人类的存在状态，而非简单地将一者归到另一者之中。这一方略为疗愈现代社会的苦难提供了巨大的希望。